爬坡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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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llennials are the brainiest, best-educated generation ever. Yet their elders often stop them from reaching their full potential, argues Robert Guest.
SHEN XIANG是上海的一名建筑工人，平时他和其他七个年轻的工友蜗居在工地上一间狭小的集装箱内，唯一用来洗澡的工具仅仅是一个木桶，“这样住着很不方便，”他讲到。然而住在这里却不用交房租，并且离上班的地方只有几步远。1989年出生的Shen先生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作为上海外来工群体的一员，他同时也是两名“外来工”的子女。在这个国度，这样的群体被看做是“二等居民”。
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很多公共服务只有拥有该城市户籍（俗称户口：永久居住权）的人才有权利享用。虽然这种现状在近些年来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对于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讲，得到一个大城市的户口仍然非常困难。尽管SHEN先生的父母都在上海工作，但是SHEN先生依然不能就读上海的公立学校。取而代之的是，SHEN先生不得不退回到家乡的一个更次的乡镇学校上学。
现在SHEN先生在一家旅馆当刷漆工人，薪水还不错——300元一天，一天工作11小时。对他来讲，上海的工作机会要比他在偏远的家乡多得多。他的理想就是“尽快找个对象然后结婚”。但是他却付不起定亲的礼钱。在中国，适龄男性青年的数量要多于女性，这是由于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有太多的女婴被坠胎或流产。因此，如今的女性青年有挑剔他们对象的资格。SHEN先生曾经有过一次女朋友，但是女朋友的家里要求将房屋作为结婚的条件。“我没有那么多钱买房，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回忆道。SHEN先生甚至怀疑，他在将来有没有可能有能力在上海买一个小公寓。但是不管怎样，如果SHEN先生没有上海市户口的话，他的孩子在将来是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上海市本地的免费义务教育以及医疗保障的。“这不公平，”他说。
当今全球有总计18亿的年轻人，他们占据着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这里所说的年轻人是指年龄处于15到30岁之间的人口）。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没有什么固定套路或者模板可言。适用于中国年轻人的不一定适用于美国年轻人或者布隆迪年轻人。但是这一群体却有这么一些共通之处：他们在智能手机到来的时代里长大，他们也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他们也都曾焦虑害怕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害怕得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害怕买不起房。最后，也焦虑怕遇不到一个合适的人组建家庭。
公司们都在忙着揣测这群“千禧一代”的年轻人的想法，思索着怎样更好地招募他们以让他们为自己工作，或者想着怎样向他们推销自己的商品以让他们乖乖买单。那些顾问们总在忙着不断产出冗长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上写着这群年轻人爱好分享，需要不断的认可以及如此种种。那些学者们总在担忧生长在在发达国家里的“千禧一代”——看起来他们永远也长不大，永远也不能变成熟，永远也不能脱离自己的青春期：他们不间断地在社交网络上Po出自己的自拍照；他们在大学里建立“Safe Places”来屏蔽那些让人不爽的言论。
这篇报告着眼于全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85%的年轻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报告聚焦于一些诸如教育、工作等一些现实问题。该报告指出：年轻人一代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年长前辈所束缚，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但这有区别于普通的“剥削”，那些束缚、“剥削”他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前辈，并非有意要剥夺他们的利益。恰恰相反，限制他们权利的这群人正是挚爱、培养他们的这群人。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很乐意跟这群年轻人“平起平坐”。
“千禧一代”在某些方面可谓是有史以来最为幸运的一代，他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更富有，他们的预期寿命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长。利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他们可以遍及到世界上任何的信息资讯。女性群体或者同性恋群体在很多国家享受着超越他们任何一代前辈的自由，而这样的自由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年轻一代的平均智商也比史上任何一代都要高。得益于良好的后天营养以及全面普及的大众教育，在很多国家，智力测试的平均分数在这近几十年内都保持着稳步增长。
然而，不幸的是太多年轻一代群体的天资都正在被白白浪费。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地区，这群人失业的概率是他们前辈的两倍。在中等收入国家，有25%的年轻人被归为NEETs群体。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15%。就业市场的竞争对这一代来讲是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在很多国家就业机会的门槛条件，简直像是为比他们年长的熟练工量身定做的一样。
接受教育的成本也正在变得昂贵，以至于很多学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住房价格也水涨船高，这点在那些就业机会集中、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尤为突出。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普遍较高，而当今很多年轻人仍然一往无前地选择去到大城市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这里可以拥有自由和激情，居住在大城市的他们在约会择偶这方面有更多的挑选空间。
不管对于男生还是女生来讲，通向成年的道路——从学生时代、到工作、到结婚生子——都在变得更长更曲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个好事情。很多年轻人在学校上学一直上到20多岁才毕业，他们可能要等到30好几才能有自己的小孩。他们这么晚组建家庭一半原因是出于自愿，另一半原因，则是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站稳脚跟，获得资金来源上的安全感。唉，虽然近些年来生育医疗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很多年轻人的生物钟还是不能适应现代的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
（原句：Alas, despite improvements in fertilitytreatment the biological clock has not been resetto accommodate modern working lives.）
纵观人类历史，从古到今都是老一代人养活新一代人。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趋势开始逆转。加利福尼亚大学的Ronald Lee以及夏威夷大学的Andrew Mason统计了来自23个国家不同年龄的年轻人的收入状况以及消费状况。在家庭内部，资金的流动方向仍然是由父母向子女流动。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在政府的公用事业花费中，被用于养老福利，以及医疗保障等这些年长者享受到的服务的支出，比被用于年轻人身上的教育的支出要多。而所有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借贷，而这些借贷的账单终究有一天会落在年轻人身上由年轻人来偿还，而非并非落在老人身上。在这23个国家中的5个中（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社会资源的净流动（共有开支加上私有开支）正由年轻人流向老年人，在这些国家老年人会更加富裕。并且，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加入这五个国家的行列。
民主国家的政客们都听从于民众的投票权，然而年轻人却很少投票。在美国，在处于18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体之中，仅仅有23%的人参与过2014年中期的竞选投票；而在65岁以上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59%。同样，在英国，处于18岁到34岁之间的群体中仅有43%参与过2015年的大选公投，这一比例在65岁以上群体中为78%。在这两个国家，那些被年长者所青睐的政党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我们这一代人都只对政治动因很感兴趣，而对于政党则缺乏信任和忠诚，”剑桥大学的一个学生报的编辑Aditi Shorewal谈到。而在非民主国家的年轻人则更让人不抱幻想。在一次调研中，仅有10%的中国参与者认为年轻人的职业前途取决于个人奋斗和能力，而非家庭背景和关系。
所有国家都应当彼此更加努力地给予年轻人一个公平的机会。如果它们不这么做，那么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天资和才干都可能将被白白浪费。这样不仅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国家来讲则是危险的。愤慨的年轻人时常会掀起革命，阿拉伯之春中被推翻的政权可以为证。
本文原载于《The Economist》2016年01月23日期Special report栏目。
原文标题为The young:Generation Uphill
译者：ptbsare
笔者后记：
起初想翻译这篇也是源自Kindle阅读者的档期推送寄语：
本期的经济学人有篇特稿讲the uphill generation我翻译为爬坡一代，我想关注我的很多朋友都可能处于这个痛苦艰辛的爬坡期，但山顶一定会有好风景，一起加油。
我想的确还有很多的人正处于这个爬坡期，可以姑且称之为爬坡一代。伴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由学生转向一个社会工作者，这种身份的转变往往是比较痛苦的，只有当真正将要走出校园，真正想着要去怎么挣钱的时候，方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
经济学人的视角往往比较广，比较大，但是对于中国的一些问题的观点则往往比较犀利和深邃，尤其是之前报道过的一篇关于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的文章真的是令人称道，但是这样的文章不比科技类的文章，翻译起来就有点儿难度了，不容易做到精确，因此文中若有不准确的地方望指正。同时本文仅做为经济学人的原文译文，并不代表本人立场。